医改抉择 陈竺称最需革除以药补医

　　医改在一定意义上重新构建调整了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二三级医院、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功能互补、上下联动，中西医机构并举并重，公立与非公立医疗机构合作并存、协调发展的服务格局，成为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最具中国特色的组成部分。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使我国长期坚持的“预防为主”方针有了制度安排，这是医改的一个突出亮点。

　　可以说，经过几年努力，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已初步建立，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将长久地造福国民健康，也为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探索了中国式解决办法。

　　记者：随着各项医改任务落实，一些长期困扰卫生事业科学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是否得到改善？

　　陈竺：我国卫生事业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这是我们多年来希望看到的改革效果。

　　首先是卫生资源配置结构发生较明显变化。重城市轻农村、重医疗轻预防、重高端轻基本、重西医轻中医的问题正在扭转，公共财政投入向基层、农村和公共卫生倾斜的导向作用不断增强。其次，人民群众卫生服务利用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群众更加认可和信任基层卫生服务，其服务利用出现增长趋势。

　　此外，我国城乡和地区间卫生发展差距逐步缩小。调查显示，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享有医疗保障的比例分别为55%和21%，城镇显著高于农村，2011年这个比例分别增至89%和97%，农村反超城镇。上述进展说明，医疗卫生城乡统筹发展步伐加快，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地区间健康差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记者：群众“看病贵”的难题，在“十一五”期间，尤其是近三年的医改实施期间是否有所改善？您怎样评价医改对宏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陈竺：几年来，我国卫生总费用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2001年，我国卫生总费用中个人卫生支出比重高达60%，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分别仅占16%和24%。2010年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下降到35.5%，政府预算和社会卫生支出的比重分别提高到28.6%和35.9%。这一重大结构性变化说明我国卫生筹资结构趋向合理，居民负担相对减轻，公平性显著改善。

　　站在更加宏观的角度看医改，我们发现，医改对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医改构建起群众看病就医的安全网，缓解群众后顾之忧，扩大了即期消费进而拉动内需；医改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和机会；促进了国民经济相关产业发展，带动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增长，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所有这一切，都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升国家软实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有中国特色的卫生筹资和服务制度、卫生经济学评价体系、卫生循证决策机制在努力探索中渐趋成熟，体现了我国在民生领域内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从理论到实践的重大创新。

　　总而言之，三年改革实践和成效充分表明，党中央、国务院所确立的我国医改的目标、方向和原则是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是可行的，符合卫生发展的规律，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我相信，这些重大变化，将极大振奋广大医改工作者的信心，把医改推向深入。

　　“十二五”医改攻坚

　　在完成基础性改革、取得医改阶段性成功之后，“看病难、看病贵”这两大痼疾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大医改”开始向核心区域递推，难点问题也随之显现，利益格局的调整及体制性矛盾的集中暴露，使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进一步加大。

　　价格改革成为重中之重。“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维护这种不合理的机制，还是下决心破除以药补医？”陈竺表示，“十二五”期间，争取在全系统稳妥有序革除“以药补医”弊端。

　　记者：“十二五”时期，深化医改的内外环境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陈竺：从卫生领域的内外环境看，一是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方式快速变化，人口老龄化加速和疾病模式转变，为我国居民带来沉重的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的双重负担；二是随着社保医疗制度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健康和医疗卫生服务的期望更高；三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总体上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作为重要的社会服务业其内部结构也不尽合理，卫生事业的规模、功能、结构和服务模式都还没做好应对上述挑战的充分准备。

　　从医改本身看，改革进入深水区，体制机制性矛盾凸显。一是卫生资源配置不平衡依然存在，特别是优质资源仍然短缺，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二是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相对缓慢，转变卫生发展方式在认识上和实践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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