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的气管憩室十分相似。由于本病少有取得手术的机会，故GOO等[3]的60例和吴国庚等[8]的50例及本组的45例均未能得到病理证实，但GOO等[3]和吴国庚等[8]认为这种在影像上呈囊肿改变的表现在病理上应该是气管憩室。尽管在本研究中亦未取得气管旁囊肿的病理结果，作者同意他们的意见。3.2 胸廓入口区气管旁含气囊肿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的关系及发病机制 有文献报道，气管憩室与COPD有关[1]。GOO等[3]的研究指出，肺功能检查、气管指数、肺气肿计数能反映胸廓入口区气管旁含气囊肿与COPD的关系。肺功能检查结果显示，COPD的显著特点是呼气流率的明显减低，在病变的早期，由于小气道的阻塞，FEV1/FVC比值下降不明显，FEF25%～75%明显下降[9]。在本研究中，胸廓入口区气管旁含气囊肿病人的FEV1/FVC、FEF25%～75%明显低于对照组。尽管病例组中有62%的病人肺功能检查显示气道阻塞性改变，但FVC%、FEV1%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别，这可能与选择的对照组也有肺功能异常有关。本研究显示，病例组的气管指数和肺气肿计数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别，20%的病例显示“刀鞘”状气管，这与GOO等[3]的研究结果相类似。因“刀鞘”状气管与COPD有关[10]，所以气管憩室也可能是COPD的一种表现。
MACKINNON [7]曾指出，气管憩室起源于黏液腺导管的囊性扩张， COPD是导致气管黏液腺增生和导管扩张的重要原因，而慢性肺病中的反复咳嗽等症状所致的气管内压力升高，又将进一步使黏液腺增生和导管扩张。在如此反复的恶性循环下，于前述胸腔入口水平处的气管耐力最低处发生憩室是可能的。因此，气管旁囊肿的发生机制应是后天获得性的。
3.3 CT表现
本病在CT上多表现为1～2 cm(平均1 cm×1 cm×2 cm)大小、形态上呈卵圆形或不规则形的含气囊肿影，有的可见含气的囊肿和气管之间交通的细管，呼气后憋气及吸气后憋气状态下CT平扫囊肿的大小可有轻度变化[3]。较有特征的表现为多数囊肿的外、内缘都呈不规则分叶状，致囊壁厚薄不均，囊内还多可见不规则的线状、索条影，这些在其他位于纵隔或肺内的囊肿中均极为少见，在鉴别诊断上有较大价值。作者推测这些表现可能和囊肿的反复感染有关，本文分别对同一水平的囊肿、气管、肺内的平均CT值测定的结果表明，囊肿内的CT值较气管内空气CT值要高100 Hu、较肺组织要低20 Hu左右，说明囊内容物并非为单纯的空气，而是混杂有黏液等感染产物，但又无肺内那样多的软组织，这也支持本病多伴有感染的诊断。
本组45例中全部气管旁含气囊肿都特征性地位于气管的右后外侧，84%(38例)位于气管旁的右侧。在上下位置上则都位于第1胸椎和第3胸椎间，这相当于舌骨以下的下颈部和上纵隔上部之间所谓的胸腔入口处[11]，因此有人也把它们命名为胸腔入口处的右侧气管旁含气囊肿。这种位置上的特征性分布有其解剖学原因：胸腔入口处为胸外和胸内气管的转变点，该处气管位于颈胸部中线的稍右侧，而在颈根部的食管倾向位于中线的左侧，致使该部气管的右壁相对来说缺乏支持保护[3]，当出现长期气管内压力增加时，容易在该处出现向气管腔外膨出的憩室。
发现囊肿和气管间存在有交通细管则可完全确定气管旁囊肿的诊断[3]。本文病例组中见到14例(31%)均系在薄层图像上发现的，这种含气细管在肺窗上要比纵隔窗显示更清楚，其中8例作三维重建者中5例(62.5%)见到了软组织密度交通。而在全部厚层扫描中均未能发现这种交通。在GOO等[3]报道的厚层扫描的病例中，其交通的检出率也仅为8%，他认为是厚层扫描的容积效应降低了交通管道的检出率。由于囊肿在气管内壁上的开口细小，甚至在作气管镜检查时也不易发现[4]，而值得一提的是本组10例做仿真气管镜重建，其中4例见到交通管道在气管内壁上的开口，说明后者在本病诊断中的有效性。即使未发现交通管道的病例，根据其位于胸廓入口区气管右后外侧含气囊肿的特点，也可认为是气管憩室[3]。
3.4 鉴别诊断
本病主要需与气管囊肿，肺尖疝，肺尖部间隔旁肺大疱，喉、咽囊肿，食管憩室等鉴别。气管囊肿是由于胚胎发育时期气管支气管树或肺芽发育异常所致，为前肠囊肿，常表现为位于纵隔内和或肺内的含液囊肿，与COPD无相关，临床症状明显[12]，与本病不相符。肺尖疝及肺尖部间隔旁肺大疱常表现为在右侧或双侧胸腔入口处的含气低密度影，可造成局部气管移位，随呼吸周期不同其大小、形态可有较大改变，并可呈间隙性出现，即在最大吸气或Valsalva状态时才出现，其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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