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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小儿脾胃学说的发展源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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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另一层意义。
综观万密斋之书，笔者发现万氏不但继承了钱乙之说，而且有所发挥。《育婴家秘》说：“脾属土，其体静，故脾病喜困。”《幼科发挥》又说：“钱氏曰：脾主困，谓疲惫也。吐泻久则生风，饮食伤则成疳，易至疲惫也。此与肾主虚同。”从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前者从脾的属性来说明脾多困病(包含病证上的困顿和病机上的脾困不运);后者则明确指出脾虚困，有实证，又有虚证，而最终都表现脾困的病理现象。万密斋从虚实两方面阐发“脾主困”的含义，是有价值的。对于小儿来说，由于脾常不足的特点，一旦因邪实或正虚影响脾胃生生之气，则出现脾困不运的病理变化，是符合临床实际的。
明代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阐述了“脾为后天之本”的著名论点，他说：“脾何以为后天之本?盖婴儿既生，一日不食则饥，七日不食则胃肠涸绝而死。经云：‘安谷者昌，绝谷者亡’，胃气一绝，百药难施。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气入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李氏主张，治后天之本宜分饮食劳倦。治后天饮食伤者，用枳术丸消而补之;劳倦伤者，用补中益气汤升而补之。李氏学古而不泥于古，师众而各取所长，宗张元素、李东垣重视后天，但治脾不胶于升柴。李氏对前人之经验，既能兼收并蓄，又能扬长避短，可谓学贯众家之长，所以李中梓的学术思想能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6 清代温病学家的创新
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均创于叶桂，而三焦辨证又发端于河间。卫气营血、三焦辨证是继八纲、六经辨证后的重要辨证方法，脾胃是其中辨证重要阶段之一，主要体现在气分、中焦阶段。叶天士在诊断方法上发前人未发,通过舌齿以判断脾胃之寒热虚实、邪正盛衰。
叶桂在治温病过程中，重视扶助正气，提出了脾胃分治的主张，创立了胃阴辨治之说，倡导甘润养胃之法。叶桂一方面继承了李东垣补脾升阳之说，另一方面又创立胃阴辨治之说，倡导甘润养胃之法，补充和发展了李东垣脾胃学说。叶桂在上、中、下三损方面，尤重中、下之损，主张培中填下。他认为甘药能“培生初阳，是劳损主治法则”“凡气之有伤，当予甘药”，甘药培中有甘温、甘寒之分，分别适用于阳伤、阴伤之证。脾阳损伤，当以甘温，叶桂遵仲景建中之法，其医案中常用四君子汤、五味异功散、参苓白术散、补中益气汤等;胃液亏损，当以甘寒，常用麦门冬汤等方剂。
7 现代的发展
现代医家王伯岳，认为治脾胃不可壅补，应以调理为主。从脾胃的生理病理特点入手，一方面脾胃是一对具有升降、燥湿、纳化既矛盾又协调的脏腑，对脾来说，化(利)湿即和脾，升阳则健运;对胃来说，清热即清胃，养阴即养胃。另一方面小儿脾常不足，这种脾常不足不完全是虚证，在生理上是脾胃功能尚未健全，而机体对水谷精微的需求尤为迫切的状态;在病理上既有实证，又有虚证，常虚实夹杂。因此小儿脾胃调理要特别注意祛邪(实)和扶正(虚)的关系，做到攻不伤正，补不碍滞，而以理脾助运为目的。临床常用祛邪护脾、利水和脾、消导运脾、健运补脾之法。
江育仁倡导重视运脾。“运”者，有转、旋、动之义。江育仁提出“欲健脾者，旨在运;欲使脾健，则不在补而贵在运也”[5]，这是运脾法的基本含义。运脾的作用在于解除脾困，舒展脾气，恢复脾运，达到脾升胃降，脾健胃纳，生化正常之目的。运脾法与补脾法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概念。补脾不当，反为药误，而小儿脾常不足之体，更易受害。“脾健不在补贵在运”的用意在于调治脾胃时着重维护脾气。江氏在运脾药的应用中，首推苍术，苍术味微苦，芳香悦胃，功能醒脾助运、开郁宽中、疏化水湿，正合脾之习性。江氏以苍术为运脾主药，与其他药物配伍，组成多种方剂，用于多种小儿脾胃疾病，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疗效。
朱锦善师从王伯岳、江育仁，深得其传，对小儿脾胃病颇有所得[6]。他于1982年分别在《山东医药》《中医杂志》发表《小儿脾胃的特点及其治法探讨》《万密斋小儿脾胃学术思想评介》两文中，详细阐述钱乙关于“脾主困”的学术观点以及万密斋对“脾主困”的发挥，认为“脾主困”包括虚实两方面涵义，概括了脾胃燥湿、纳化、升降失调的病理状态，尤其符合小儿脾胃的病理特点。主张小儿脾胃调理以扶脾健运为主，包括以下两方面：宜扶(护)脾，不宜伐脾;贵运脾，不贵补脾。
【参考文献】
[1] 钱乙.小儿药证直诀[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2] 朱锦善.儿科临证50讲[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
[3] 李东垣.中华医书集成[M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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