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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小儿脾胃学说的发展源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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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脾主困”。他认为：“脾主困，实则困睡、身热饮水，虚则吐泻生风”。“脾主困”作为病理特点，与“脾主运化”的生理特点是对应的。在临床上，脾胃失健有虚实两个方面，实证包括食滞内阻、脾为湿困、升降失常等;虚证包括脾胃虚弱、运化失司。故治脾(尤其是补脾)强调助运，强调气机的升运。钱乙“脾主困”的学术思想对脾胃学说的形成影响很大。后世李东垣论脾胃，重视脾胃的升降、脾胃的阳气;叶天士主张“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也是从调整气机的角度来健运脾胃，解除脾困[2]。
3.3 立脾胃治法 基于脾主困的观点，钱乙在治疗脾胃时特别强调助其运化，即使脾胃虚弱者，也是注重运脾。钱乙创制的补脾方剂有一共同的立意，即重视运脾，不一味壅补。比如益黄散，又名补脾散，虽曰“补脾”，但方中(陈皮、丁香、诃子、青皮、甘草)无一味补脾之品;白术散是钱乙用之甚广的补脾方剂，方中以四君补脾，葛根、藿香、木香行气助运，而葛根、藿香之用，更增一层深意，脾的运化，重在脾阳的升运，葛、藿有鼓舞升阳之功，所以能治疗“脾胃久虚”吐泻、烦渴发热等症。温阳升运以补脾益气的治疗法则，在脾胃学说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对后世影响很大。李东垣善用升阳散火之法，也是受钱乙的“风药散郁火”的影响。
《小儿药证直诀》中用甘寒之法以治脾胃阴虚有热，其藿香散(麦冬、半夏曲、甘草、藿香，一云有石膏)，是在仲景麦门冬汤的基础上化裁的，谓甘寒养阴。甘温(平)生津以滋养脾胃之阴，是钱乙在脾胃治法上的另一个贡献。他提出用白术散“生胃中津液”。还提出，“渴甚倍用葛根”“热甚发渴去木香”，进一步说明脾胃阴液受伤较甚时，要注意避免辛燥伤津。
钱乙调治脾胃宜乎中和，适乎寒温，告诫“脾虚不受寒温，服寒则生冷，服温则生热，当识此勿误”。《小儿药证直诀》中许多方药的服用方法与众不同，采用“米饮下”，这是钱乙用药上的一个特色，之所以用“米饮下”也是为了保护脾胃。钱乙还非常注意脏腑间的相互关系，注意辨别本病与兼病，在治法上注重标本先后。钱乙学术思想特点：一为先治脾胃，后治他脏;二是先治他脏，后治脾胃。钱乙还善于化裁古方，创剂新方，其用药极具特色，堪称儿科鼻祖。
4 元代李东垣的进一步阐发
李东垣是小儿脾胃学说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式人物。李东垣生活在金代，深受宋代钱乙的影响，学术上有承启关系。李东垣进一步阐明了脾胃的生理功能，揭示了脾胃与五脏的病理关系，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创制了多首著名方剂。
李东垣“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3]，是从元气与胃气的关系中推论出的。他认为胃气是元气之本，元气是健康之本，脾胃伤则元气衰，元气衰则百病由生。这也是其脾胃学说的基本观点。《脾胃论·脾胃虚则九窍不通》中指出：“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李东垣还大量引用《内经》的有关原文反复阐发脾胃对元气的重要作用，特别强调胃气的作用，甚至认为胃气即元气。
李东垣十分重视阴阳升降的理论，并将之应用于临床。认为人体的生命活动从根本上讲是元气的升降出入运动，脾胃居中州，是精气升降运动的枢纽。强调升阳
，认为脾气升发处主导地位，居主要矛盾。只有脾气升发，水谷之气才能上行，阴火才不致上乘，元气才会充沛，人体才能健康无病。他在治疗上更侧重于升的一面。他制定的方剂，如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黄芪人参汤、调中益气汤、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消暑益气汤等均以补脾升阳为主。李东垣根据《内经》“损者益之，劳者温之”“热因热用”之旨，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和经验，认为治疗内伤虚热证当以 “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此即后世所说的“甘温除热法”，补中益气汤为代表方剂。
5 至明代，理论逐渐成熟
明·万全对小儿脾胃生理病理有重大发现，提出了小儿五脏有余不足说，高度概括了小儿五脏的特点。他十分重视脾胃，认为小儿脾常不足尤当调理，对于小儿脾胃的生理病理、脾胃疾病的调治以及保健等方面颇有创见。
小儿脾常不足，源于丹溪的“肝常有余、脾常不足”说[4]。万氏经过长期的实践研究，把丹溪此说应用于小儿，并作为小儿脏腑特点加以阐发。万氏认为小儿脾常不足，乃其“本脏之气”。小儿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对水谷精微的需要迫切，但是小儿脏腑娇嫩，脾胃亦尚未健全，小儿“脾常不足”即是指脾胃的这种生理状态，显然，它不是病理性的。然而，小儿这种“脾常不足”的状态又是造成脾胃失调、产生疾病的内在因素。万氏在《育婴家秘》中指出：“儿之初生，脾薄而弱，乳食易伤，故曰脾常不足也。”这是小儿脾常不足所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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