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底,全北京的老年人口为263.3万人,但是,北京养老床位总数仅为6.46万张。
此外,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老年人中有“失能”和“半失能”之分。所谓“失能”,即完全丧失自我照顾能力的人。
国家有关部门的专业统计显示:倘若老年人与护理员的比例要达到3:1,全国最少需要1000万名养老护理员。而来自国家民政部门的数字显示:目前全国老年福利机构的职工只有22万人,取得养老护理职业资格的仅2万多人。
同时,社区卫生服务站缺医少药,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十分突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业人士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由于服务整体素质偏低、专业水平、业务能力、服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护理需求,种种因素匮乏制约着许多城市养老服务的推进和拓展。
“社会化养老服务不能满足老年人整体需要,是影响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国内应对人口老龄化现状,有专家不无忧虑地指出,各地虽然在维护老年人权益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和创新,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存在着配套法规、规章尚不完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尚不完善,老龄工作机制不规范,工作力量薄弱等诸多问题。
精神赡养需求遭遇法律空白
相比物质,老人在精神上的需求似乎更难满足。
今年11月,北京市丰台区法律援助中心接到了一位老人的求助。
80
岁高龄的李老太太,身患心脏病、高血压、心绞痛等多种高危疾病,连最基本的洗衣做饭、吃药都无法独立完成,属于生活已无法自理。尽管她育有6名子女,子女也都收入不低,但子女中居然无一人照顾母亲。老人主要靠村委会提供的救济金艰难度日,但救济金远不足以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
万般无奈之下,老人找到丰台区法律援助中心。在该中心援助律师帮助下,李老太太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其子女分摊老人的医疗费,并每月分别支付老人赡养费。
也许李老太太的“老无所依”在大城市中还属个案,但老人的“精神赡养”问题却已愈加凸显。
据介绍,自1996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实施后,各地相继出现了涉及精神赡养的诉讼案件。
2008年,天津市和平区一位80岁高龄的刘老太太,将自己生育的4儿1女告上了法庭。
据了解,刘老太太的丈夫于30年前去世,她独自一人生活,没有生活经济来源,还患有多种疾病,已经完全不能自理。她含辛茹苦地将5个孩子拉扯成人后,如今生活和看病没人管,实在令她不堪回首,而老人最希望的是,儿女们能经常回来看看她。
“想你们啊,平时想你们见不到,在堂上终于见到了。”刘老太太在法庭上老泪纵横地说。
这一案件在当年被社会各界视为讨要“精神赡养”案。
在一些专家看来,赡养老人本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传统美德,尽管法院判决依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但是事实上,法院对精神赡养的判决和执行,比起物质赡养的判决和执行要复杂得多。在审判实践中,法院固然判决支持了其诉讼请求,但诉讼最终目的并未实现。许多老人赢了官司却输掉亲情,判决反而致使亲人间矛盾更为激化。
针对我国婚姻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精神赡养”的规定,有法学专家指出,“精神赡养”的法律概念模糊不清,其精神赡养义务的内涵界定、违背精神赡养的法律后果、“精神赡养”强制执行如何履行以及司法审判之后的救济方式等方面还都是空白,这使得老人“精神赡养”权利遭到侵犯时无法获得有效的救济途径。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今天很多社会和经济政策都是为了解决年龄结构偏低而且迅速增长的人口结构而制定的,应对老龄化的挑战需要针对新的人口结构制订新的策略。无论是对政府部门还是社会大众,这都是一个任重道远却又必须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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