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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癌症斗争的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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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一个平安无事的结果。由于医生已经确认我的乳房内的确长了肿块，所以这次乳透检查就是诊断性的。也就是说，医生要据此判断肿块是否发生癌变，并非仅仅是检查乳房周围是否有可疑细胞。
然后，为了进一步验证，我接受了超声波检查，这是一种利用声波来确定细胞组织形状的诊断方式。当护士在我的乳房周围涂上乳膏上下移动探诊器的时候，我在屏幕上看到了自己的乳房里那巨大而怪异的肿块。以前我写过相关的文章，大概知道囊肿（良性积液肿块）在超声屏幕上应该是什么形状，显然和我现在看到的不一样。
这下子我真的挺不住了。躺在诊台上，顾不得胸口上黏糊糊的乳膏，泪水顺着脸颊流进耳朵里。我想到这个超声波检查本来应该给自己带来一个宝宝的喜讯，而现在一个无情的肿瘤却毁了我的一切希望。“需要让你的丈夫过来吗？”护士轻柔地问道， 我希望我知道no.4：充分利用关系网是很重要的。也许朋友中的某一个人就能够帮助你约到时间表已经排得满满的名医，或者给你介绍一家你不知道的好诊所。让你的朋友和家人知道现在你需要帮助，到时候你可能会吃惊地发现身边居然有这么神通广大的朋友。
我希望我知道no.5：寻找支持。朋友和家人肯定会站在你这一边，但是有时你需要和亲身经历过的人谈一谈。“是的，”我已经泣不成声了。“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我抓着伊万的衣服哽咽着。伊万有点不知所措，显然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实吓着了。医生进来察看检查结果的时候，我已经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是 伊万一边搂着我、抚摸着我的头发，一边替我问了一个问题：恶性肿瘤的几率有多大？“高于25%，”医生答道。同时他又建议我做活组织检查，但是一周内却约不到时间。
于是我再一次陷入了慌乱。我等不了那么久，我会发疯的。在伊万开车送我回家的路上，我给在阿林顿弗吉尼亚医院工作的朋友打了电话，她托关系帮我约到了两天以后检查。虽然从医院到我家来回要4个钟头，但总比一个人惶惶不可终日的好。
路上塞车的时候，我给父母打了电话。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母亲对着话筒只是一个劲儿的哭泣。“daddy”，我听到自己说出了这个4岁以后就再也没有用过的字眼。那天晚上，我从一个外表坚强的女强人变成了一只落入陷阱、瑟瑟发抖的困兽。前一分钟我还在说，如果这是癌症，那么它肯定找错人了！一分钟以后，我就哭倒在伊万的怀里，觉得自己无法承受如此残酷的现实。伊万不知道怎样安慰我，只好把我紧紧抱在怀里。其实，除此之外确实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2004年4月7日
今天，医生将我的乳透和超声波诊断报告都传真了过来，好让我明天到弗吉尼亚医院做检查的时候交给那里的医生。他的结论是：bi-rads五级——高度病变疑似，建议活组织检查。为了弄清这句话的意思，我上了美国放射医学院的网站。我找到确切定 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胃好像被人猛打了一拳：几乎可以肯定我的肿瘤是恶性的——95%的可能性。
那么昨天检查时医生说的大于25%是怎么回事？当然，95%大于25%，但是未免也差得太远了。为了弄清事实，我给那位医生打电话，问他为
什么要故意降低病情的严重性。他歉意地说自己曾经见过“高度疑似”却不是癌症的病例，所以不愿意让我承受不必要的恐慌。
2004年4月8日
伊万推开了手边的工作陪我来到弗吉尼亚医院，在那里我们遇到了肯·曼森大夫。看过我的x光片以后，他说出了那个给我做透视的医生没有正面说出的事实：非常肯定这是恶性肿瘤。就这样，最后一丝侥幸的幻灭将我和死亡连在了一起。我真的得了乳腺癌。曼森大夫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所以他认为我不必做核心活组织检查，因为那需要从肿块上切去很大一块组织来检测癌细胞。他建议我做针刺检查，只需取得少量细胞作一份基本病理报告供我在纽约的医生做治疗参考即可。因为如果情况需要，更详细的检查完全可以在纽约进行。
当探针被拿进来的时候，伊万坚持要陪着我。“那就坐下吧”，曼森大夫说，“在这间屋子里，我不知见过多少因为看见探针插入妻子乳房而昏过去的男士了。”探针刚刚刺入的时候，我还想：好像不是那么难受。但接下来的情况简直糟透了——为了取出足量的 细胞，医生必须连续几次用力插入探针。幸亏伊万有一双大而有力的手，否则为了不让自己夺门而逃也许我会把他的手骨握碎。
探针检查结束不到一分钟，医生就告诉我根据活检结果可以肯定肿瘤是恶性的，然后他将选择权交给了我：乳房切除术、乳房肿瘤切除术、化疗、放射治疗。以前我可从未想过这些词会和自己有什么联系啊。我抱着伊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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