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的医护人员和药品、仪器。但赵红心大夫一直很担心，“基层人员的待遇太低，‘蹲点’人员不足。”
2009年，我国卫生部与联合国艾滋病专题组合力做了一次全面评估，根据测算，艾滋病感染者超过3000人以上的省份有6个，分别为云南、广西、四川、广东、新疆、河南，其总人数占全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的74%，其中，河南上蔡、新疆伊宁、四川布拖、四川昭觉、云南瑞丽和云南陇川被列为重点疫情区。
在重点疫情区，需要有专人负责监管艾滋病感染者的日常治疗情况，但是，由于艾滋病相关药品采取国家统一免费发放的形式，没有利润空间，自行经营的乡间诊所也就没有了“蹲点”的热情。“国家应该给这些诊所发放补助。”赵红心大夫建议说，“没有了‘蹲点’，就没有了控制，疫情扩散起来后果会很严重。”
歧视
蔡母心如刀绞：难道下一个歧视和驱逐自己的，会是自己的儿子?
赵红心大夫百思不得其解：“艾滋病怎么了?怎么就歧视了?温家宝总理都和艾滋病患者握手，一起包饺子吃饭，人们在怕什么?”
2000年，蔡母因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在一个不足500人的小村庄里，这个消息迅速从村头传到了村尾，丈夫立刻提出离婚，抛弃了她和6岁的儿子亮亮，紧接着，村主任前来通知，不许她再到井上打水，村民怕被传染。
此后三年间，熟络的村民像躲瘟疫一样躲着蔡母，就连她的娘家，也在大年夜不许她进门。三年里的冬天，蔡母的窗户玻璃都是烂的，邻居明确告诉她，不搬走，就永远砸烂她家的玻璃。
最让蔡母无法忍受的是，刚上小学的亮亮经常回家嚎啕大哭，说别的孩子都叫他“鬼娃”。直到有一天，亮亮被校长送回了家。“别的家长说了，再让他上学，别的孩子就集体退学。”
2003年，蔡母到市里治病时认识了“爱心家园”的何大姐，这是一个由艾滋病患者自行组织的互帮互助团体。在何大姐的帮助下，蔡母迁至一个小县城，并找到了一份糊纸盒的工作，月收入1500元，亮亮也被送进了附近的小学就读。蔡母说，这是她患病后最安宁的日子。
没想到，两年后，蔡母在工厂里遇到同乡，艾滋病患者的身份立即暴露，蔡母被开除。亮亮也未能幸免，迅速被老师和同学们孤立。从那时起，亮亮便越来越沉默，越来越易怒。
万般无奈下，蔡母再次求助，在民间公益组织“中华红丝带”的帮助下，蔡母带着亮亮奔赴北京治病。
病情好转后，蔡母在北京南四环获得了一份小区保洁员的工作，月收入1800元，亮亮也得以在附近的农民工小学继续就读。
更让蔡母惊喜的是，按照国家规定——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病人纳入政府救助范围，蔡母申请到了每年6000元的困难补助，这对经历了太多苦难与波折的母子终于得到了珍贵的经济保障。
如今，亮亮已经17岁，即将成人，并迎来高考。蔡母已经有五年没有去过亮亮的学校了。曾经有一次下大雨，蔡母去学校接亮亮，亮亮远远地看见妈妈后，立刻扭头跑了。蔡母一路淋着雨回家，感冒激发了艾滋病病毒，住院一个月，亮亮也没有来看。此后，蔡母与亮亮之间，话越来越少。蔡母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赵红心大夫也一直百思不得其解，“艾滋病怎么了?怎么就歧视了?”艾滋病的全人群感染率仅为0.058%，而且，传播途径仅限于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温家宝总理都和艾滋病患者握手，一起包饺子吃饭，人们在怕什么?”罗哥把艾滋病患者形容为一棵树，得了病，免疫力下降，叶子都落了，服药后，叶子照样可以长出来，枝繁叶茂。
“艾滋病并不会影响患者的最长寿命，也没有什么惊悚的症状，是人们把它想象的太可怕了。”赵红心大夫很心痛，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异样的眼神远比病毒更残酷。
讲述艾滋病患者爱情故事的电影《最爱》曾获得公众的普遍关注，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罗哥和几个病友相互打气，决定一起看看。影片结尾，形同枯槁的男主角病死在床上，腹部大片腐烂，女主角也死在了床边。“都死了?”罗哥的声音有些颤抖，其他病友沉默，很久，大家都情绪低落。
在罗哥看来，很多反映艾滋病患者生活的电影、照片、小说，甚至是新闻报道都刻意选取了“最惊悚的部分”。“有的是为了达到视觉冲击和轰动效果，有的是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从而为艾滋病患者争取权益。”罗哥认为，“无论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结果都是伤害。”
在罗哥看来，他们需要隐私，这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更需要客观理性的认知，而不是曲解和误读。2002年，中国疾控中心曾在13个省份做公众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对于艾滋病的传播和预防的平均知晓率在32.8%～40.3%之间。
最近，蔡母惊讶地发现，儿子亮亮开始把菜拨到碗里吃，盘子里被蔡母夹过的菜，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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