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罗哥大笑不已，“活着往往比死去更需要勇气。”
1999年，“等死未遂”的罗哥决定好好活下去，他卖了车，借了钱，住进地坛医院。
在当时，除了经济负担沉重，每月医药费数千元之外，最让罗哥揪心的事是缺药。为了找药，赵红心大夫一直积极与国外医疗机构联系，希望获得帮助，可是，国外药品引进中国需要拿到批文，获得认证许可，要走的程序非常繁琐，尤其是在艾滋病认知尚且薄弱的彼时，从正规渠道拿药的希望日渐渺茫。
罗哥的生命日渐微弱。无奈之下，赵红心大夫决定铤而走险，通过私人邮寄的形式，拿到了国外的实验药品。“实在等不了了，不能看着他死吧?”从那时起，罗哥视赵红心大夫为救命恩人。
老莫也终于等来了生的希望。此时的老莫已经虚弱不堪，全身泛滥的皮炎将他折磨得夜不能寐，更可怕的是，他出现了明显的肺炎症状，时常咳到全身颤抖，喘不过气来。
2000年春节刚过，北京的专家团就来到艾滋病重灾区，与当地医务人员一道，进村诊疗，老莫三年来罕有地走出了家门，坐在村头的大榕树下。
赵红心医生将此行形容为赤脚医生的“板凳坐诊”。对面坐着一排患者，专家们手把手教当地医务人员怎么问诊、比较、判断，怎么开药、监控、治疗。条件好时，在村委会问诊，条件差时，就地打坐。
这场从天而降的甘霖及时地滋润了老莫荒芜已久的生命。老莫的皮炎、肺炎得到了有效治疗，艾滋病病毒也得以控制，最重要的是，“有了求生意志。”老莫开始积极配合治疗，每天跑步。
关怀
老莫重新回到了河南，在县城经营着一家小商店，也结交了很多新朋友，没人发觉他有什么不同。
目前，全国所有的县级以上单位都具有艾滋病诊疗能力，甚至在个别重灾区的村级单位，都配备有专门的医护人员和药品、仪器。
2002年，轰动全球的“鸡尾酒疗法”终于在中国正式露面，通过专家们的改进，这项昂贵的疗法从每月1万元降至3000元。赵红心大夫介绍说，这是迄今为止全球最有效的艾滋病治疗方法。“虽然价格仍然昂贵，但至少让部分人得到了有效治疗。”
老莫一度以为，“鸡尾酒疗法”就是用公鸡尾巴泡的药酒。但他也听说，这种药非常贵，“这辈子都吃不起。”希望之后的绝望更让老莫心碎。
2003年底，春节临近，老莫再次萌发了轻生的念头。“我一个人生活了八年，经常几天都不说一句话，太孤独了。”老莫说，他最大的幸福就是看电视，“听听人说话”。
陷入焦灼的老莫无意间从电视里看到了温家宝总理与艾滋病患者握手的场景，温总理说，要对艾滋病患者施行“四免一关怀”政策。以后，艾滋病患者的定期检查、治疗药物、并发症诊疗和遗孤上学都可以全部免费了。
老莫想，“吃鸡尾酒是不是也能免费了?我还能活着?”过了春节，亟不可待的老莫收拾起全部家当，带着仅有的1万元钱直奔北京。
“四免一关怀”政策彻底改变了成千上万名艾滋病患者的命运，他们摆脱了经济负担的桎梏，得到了有效的治疗，真正获得了生的权利。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统计的数据，2010年，全国有1871个县开展了抗艾滋病病毒治疗工作，治疗人数达到10万余人。2001—2005年，接受抗病毒治疗者的病死率为24.6/100人年，2006—2010年，这个数字下降了近一半，达到18.1/100人年，接近发达国家有药治疗的死亡率。
接受治疗半年后，老莫竟然恢复到了66公斤的体重，比入院前增重近10公斤，身体状态几乎与健康人一样。
老莫重新回到了河南，因为他难以忘怀那里亲切的乡音。他也结交了很多新朋友，在县城经营起了一家小商店，没有人发觉他有什么不同。偶尔有一次，有人提及艾滋病村，老莫打了个冷战。自从2004年初离家起，他就再也没有回去，那里承载了太多不堪的回忆。老莫说，他不想面对。
每隔三个月，老莫都会来北京一次，做例行检查、拿药。其实，老莫所在的县城就有疾控中心，但老莫从来不去。“县城太小了，你进了那个门，所有人就都知道了。”老莫说，北京的大让他觉得安全。
2003年起，国家为建立艾滋病防治体系，在全国设立了13个培训点，地坛医院就是其中之一。受过培训的专家们回到各省，再开设培训班，培养基层医护人员。如今，所有的省(区、市)都有定期开设的培训学习班，从业人员已增至近万人，层级体系已基本形成。
“中国艾滋病防治体系的建设在全球看来都是非常好的。”赵红心大夫说，2003年以后，她再也不用到田间地头诊疗了。“专家只需要做好科研，将最先进的技术一层层传达下去。”
目前，全国所有的县级以上相关单位都具有艾滋病诊疗能力，甚至在个别重灾区的村级单位，都配备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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