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给王去电话，转述了法官的话。
“王宝洺当时很平静，说了句‘请您多费心’就挂了电话。”杨春香说。
下午4时许，发生了血案。
王妻说，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王认为同仁医院的手术失败导致自己残疾后，试图通过各种路径讨要说法，“一开始没打官司，先写信。卫生局、国务院……他到处写，写完就寄走，也不说话。”妻子说，他们只希望医院出面说明情况。
2008年，王家开始起诉。据财新网报道，2008年7月，王宝洺将同仁医院和肿瘤医院一起告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索赔1700多万元。
王家给本报记者出示的几十页证据材料中，将同仁医院病历与留存病历对照着复印，并画出其中不一致之处。王家认为，同仁院方有“伪造病程记录、伪造医生签名、伪造手术记录、伪造手术现场”等问题。
杨春香透露，因医患双方提交的病历不一致，司法鉴定停滞了。
据财新网报道，2008年9月，东城区医学会发函称，在未能明确病历真伪之前，不能组织鉴定，需要中止鉴定。2009年初，朝阳区法院认为，案件与肿瘤医院关系不大，在王同意对肿瘤医院撤诉之后，将案件移交东城区法院。2009年6月、8月和2010年11月，东城区法院曾就病历的真实性进行了庭前谈话，让双方表达质证意见。王宝洺坚持认为，同仁医院提交法庭的病历不真实，而同仁医院辩称，尽管徐文的部分签名是补签，但是这并不影响病历的真伪。
如何解读双方不一致的材料？杨春香称，因这些材料还处在质证阶段，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能否作为证据，不方便对外透露和解读。
起诉三年，案件至今尚未正式开庭，这让王家心急。杨春香表示，官司由从朝阳区法院移到东城区法院受理，东城区法院又委托进行司法鉴定，“这些都要走程序，两个法院之间的磨合，也需要时间。”
王家至今难以理解，总觉得无处说理。王宝洺的一位朋友称：“他有一次说，哪怕打输官司也不要紧，就算输了，也总算能有个说法。”
但另一位认识王宝洺的人以为，王不再执念此事，“感觉他生活得挺好，活动排得很满，到今年已不怎么提案子了。”
一名院方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医院曾接到法院通知，说9月16日此案将进行法庭调查。
“这些事情，怎么医院都知道，却没人告诉我们？”王妻说。代理王宝洺刑事官司的律师杜平儒说：“前因是什么，对量刑会有影响。起诉三年还未开庭，一般不会这样。”
医院：患者未遵医嘱
据院方通报，经多位专家9个多小时的全力抢救，徐文脱离了生命危险。目前徐文右上肢已可轻度活动，右下肢活动也比较正常，但由于左下肢骨折和左上肢神经肌腱修复后强迫体位，翻身仍然困难。
这位43岁的留美喉科专家能不能再站在手术台旁？无人知晓。
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一位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治疗方案看，徐文无任何问题，且术前协议将相关风险清楚标明，其家属也签字了。患者未遵医嘱，这不是医生和医院该承担的责任。”
王的博文曾说：“徐文将小手术进行了一半，把完整的肿瘤撕裂，切下一部分，又将剩余部分取下四块‘活检’将其完整性损坏得支离破碎。”
上述人士介绍，王宝洺的症状被确诊为声门型喉癌T2型病变，属喉癌早期。确诊后，徐文确定了治疗方案，即通过 “CO2激光嗓音显微外科手术”以激光在显微镜下切除病变组织。
CO2是激光的一种。“属于微创手术，不流血，患者几天就可出院。”上述人士表示，该技术是业内公认治疗早期声门癌的首选，而同仁医院对这项技术的应用在国内属于领先地位。但该手术并非没有风险，一般来说，手术过程中病变会一目了然，但也有无法判定的情况，比如病变本身不明显的，病变组织的边缘有可能无法判断，也就存在首次手术无法完全切除病变的可能。对此，“会在病变上下两端取两块‘切缘’，再进行病理化验。”他说，“切缘”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检验，确定手术部位是否还存在癌细胞，是否需要进一步手术。
他强调，首次手术无法完全切除病变的情况极少，但还是发生在了王宝洺身上。而且，这一风险此前已按惯例明确告知患者，并有患者方面的签字确认。
院方在网站发布称，王宝洺术后送检了3部分标本：其一为右声带肿物大体标本；其二为病变前联合切缘；其三为右声带外切缘。2006年10月25日，术后病理报告结果显示：外切缘部分区可见肿瘤细胞。据此推测肿瘤外侧切缘可能存在肿瘤组织，为避免复发，告知患者家属需进一步做放射治疗，或行喉部分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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