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艾滋病戒毒人员真实生活 活着就是幸福

浙江省杭州市城北。浙江强制隔离戒毒所的院子里,一群中青年男子在阳光下出操。

烈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集合哨响,他们迅速靠拢,阴影也越来越短,越来越小。

对于他们而言,是人生的另一段相似经历,让他们聚合在这里——吸过毒,患了艾滋病。

2003年12月8日,这家强制隔离戒毒所正式收治了浙江第一名吸毒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至今,已收容收治艾滋病戒毒人员200多人次。

也是从这时开始,这家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劳教民警开始壮胆子、扛担子,从惧怕到亲和,从单一严管到人性化管理。现在这里集中收治着60多名身患艾滋病的“瘾君子”。

在“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法制日报》记者进入浙江省强制隔离戒毒所,与正在这里接受身心治疗的艾滋病戒毒人员零距离交谈,了解到他们心灵复苏的历程。

突如其来的“噩梦”

阿勇是江西人,曾是宁海县一家小有名气的理发店老板,生活可谓一帆风顺。“以前我是父母的骄傲,亲戚朋友说起我来都竖起大拇指。”说起曾经的辉煌,阿勇仍然十分自豪。

两年前的一次意气用事,让阿勇走进了劳教所。然而,更令阿勇不敢相信的是,劳教所并不是他的最终归宿。不久后,因为吸毒而染上艾滋病的他走进了浙江省强制隔离戒毒所。

“当得知染上艾滋病时,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一切都太突然了,仿佛做了一场噩梦。”阿勇告诉记者,那天,他和往常一样出工,忽然,劳教所的警官把他带到了办公室,说准备带他去杭州。

“我一开始还挺高兴,以为杭州比这里减刑快,这是警官在照顾我呢。后来到了杭州,才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当时我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头都快炸了。可是这一切都太晚了。”讲到这里,阿勇的情绪陡然激动起来。

“染上这病肯定是被小雪传染的。”谈及染上艾滋病的原因,阿勇说起了自己曾经的情人小雪,正是受小雪的影响,自己开始迷上了“追龙”(把白粉放在锡纸上吸),“而且我后来才知道小雪原来是个卖淫女。”

“我现在很后悔,曾经叫妻子把肚里的孩子打掉。现在我得了这种病再也不能要孩子了。还好我妻子没得这个病,要不然我会内疚一辈子。”说到动情处,阿勇的眼圈红了。

“现在我已经想通了,与其天天愁眉苦脸地等死,还不如面对现实。只是不知道这个社会还会不会接纳我们?”说到这里,阿勇又陷入一片迷茫……

浙江省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李孟春说,戒毒人员中很多都是因为沉迷毒海、不能洁身自好而染上艾滋病的。在这条吸毒和艾滋病的黑色循环链条中,只要被套牢第一环,就很难抽身幸免。

难以偿还的“情债”

阿伟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身材瘦削,头发比较稀疏。在得到戒毒所警官的同意后,他迫不及待地拨通了贵州老家的电话。电话的那头是他的老母亲。等他放下话筒,记者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

“我出身在一个厂矿企业干部家庭,排行老二,18岁就进厂当了一名技术工,家境在当地来讲还算不错。”阿伟对记者说,后来娶妻生子,日子过得倒也安稳。在他25岁那年,一场车祸夺走了妻子的生命。心灰意冷的阿伟辞掉工作南下广州打工,将只有一岁的儿子托付给母亲照看。

“到了广州后,我发现这里的钱确实比较好赚。当时在贵州上班一个月才100多块钱,这里每月有600多元。家里有时还寄钱过来,怕我不够花。”阿伟说,“身上钱多了,就和一些社会上的人开始来往,渐渐染上了毒品。自从吸了毒以后,什么事情都不想干了,整天就想着毒品。”

为了支付高昂的毒资,阿伟又放弃了工作,来回奔走于广州、义乌之间,以贩养吸。

直到后来因贩毒罪被判入狱,父母亲才知道自己的儿子竟然会贩毒,父亲一气之下中风,没过多久就病逝了。

从监狱出来后,试图改过自新的阿伟却屡屡遭遇失败。没过几个月,在朋友的唆使下他又再次将手伸向了毒品。为了支付毒资,阿伟学会了偷窃,每次偷到钱就去买毒品。

有一次,阿伟的毒瘾又发作了,囊中羞涩的他只好又到居民家中行窃,当场被辖区民警抓获,送进了劳教所劳动教养两年。

经过血液初筛,他被查出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

“我非常想念母亲和儿子,他们并不知道我感染的事。儿子前几天还写信告诉我,他要结婚了。我是个不合格的儿子和父亲,我欠母亲和儿子的太多了。”说到这里,阿伟长叹了口气,眼圈红红的。

阿伟表示,等这次出去后,不会再吸毒了,也不会去偷东西了。等孩子的婚事办好了,就在家照顾80多岁的母亲。

在阿伟起身告别的一刹那,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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