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每40秒有一个人自杀身亡 自杀高危人群识别

一个很少买花的人，突然送给室友一束鲜花;然后打电话给父母，告诉他们“无论发生什么事，你们都要好好活下去”。如果有着基本的常识和敏感，就应该即刻领悟到这很可能是一个有自杀意图的人发出的求救信号。对这些信号的足够重视，可能会及时挽救一条生命。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自杀可以鉴别和预防，即便有自杀意图的人已经下定决心实施自杀计划——隐性自杀者，他仍然会流露出自杀讯号。

研究自杀的鉴别与预防，对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许燕教授来说，并不是出于研究的兴趣。每次听到一个鲜活的生命以残酷的方式离开世界，她都会感到一阵心颤。

在世界上，平均每40秒就有一个人自杀身亡，每3秒就有一个人企图自杀。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表明，2000年，全球约有100万人自杀死亡，自杀未遂者的人数是这一数字的10~20倍。

按照WHO制定的国际标准，如果一个国家每年每10万人中自杀的人数少于10人，那么它就属于低自杀率国家;这一数字高于20人，则为高自杀率国家。

1993年，WHO公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每年的自杀死亡人数为19万~21万，占全世界自杀人数的30%，每10万人中有22.2人自杀。中国进入了高自杀率国家的行列，自杀成为全部人口的第五大死因。其中，在15~34岁的人群中，自杀更是成了第一位死因。

事实上，在世界各国，16~23岁的青少年都属于预防自杀的重点人群。这是因为他们正处于心理学分期中的“青春期后”和“假成人期”阶段。近几十年来，美国青少年(15~24岁)的自杀率成倍增长，从1960年的每10万人中有5.2人自杀，上升至1984年的12.3人。

“发生自杀事件时，许多人会感到不解‘为什么因为这样一件事就选择自杀?’其实，自杀并不是单纯一件事情就可以引发的，而是多方面助长自杀的因素累积到了一定的程度，最终由一个压力或者创伤让自杀者启动了自杀计划。”许燕说。

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医师庞宇告诉记者，引发自杀的应激源，不一定是工作压力，也可能是生活压力、感情压力，比如遭遇亲人故去、发生重大灾难，或者突然来到陌生的环境等。存在应激源，更是冲动性自杀的首要条件。

“有的人本性冲动，喜欢用极端行为解决问题;有的人性格内向，他们隐藏的激情性的、毁灭性的心理同样会在应激源的作用下爆发，这些人都在潜意识中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庞宇说。

然而，在这些人周围，社会的支持系统往往并不理想。亲人、朋友、同事之间沟通交流不足或存在障碍，因此，他们长期得不到倾诉，产生不良念头的时候，也没有人及时干预和化解。在长时间的工作、封闭的环境中，不良情绪一时无法发泄，就选择了自杀。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37%的自杀未遂者，在行动前只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来考虑自杀;考虑时间不超过2小时的自杀未遂者，达到60%。在自杀者中，大约60%的人在自杀前两天遇到一个急性诱发事件，而且一般是人际关系矛盾。

对于非理性、冲动性的人来说，如果已经产生了自杀意图，还容易发生“模仿型自杀”。这种自杀又被称为“维特效应”，源起两百年前，德国文豪歌德的代表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曾引发欧洲青少年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

“自杀是具有传染性的。”许燕说，当一例自杀事件发生，有的人就会受到诱导。模仿型自杀者通常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有的遇事容易情绪化，缺乏理智和冷静分析，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有的认为自己无法左右人生;有的对死亡的理解存在偏差，憧憬着死亡带来美好结果;有的则与模仿对象有着相似的境遇，产生“同病相怜”的感觉。

另外，在模仿型自杀者中，有一类需要格外引起注意，那就是曾经有自杀行为的人。因为有研究发现，1/5的模仿型自杀者曾经自杀过。

“自杀从众心理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2003年4月1日张国荣自杀引起的一系列自杀事件。”庞宇介绍，从张国荣自杀的当天深夜到第二天凌晨，短短的9个小时内，全香港有6人跳楼自杀，而当月，香港共有131起自杀死亡事件，比以往月份增涨了1/3。其中，有死者还在遗书中明确表示了自己的选择跟张国荣有关。

除了上述模仿型自杀者、遭遇重大生活事件的普通人是自杀的高危人群之外，严重的躯体疾病患者和精神疾病患者同样是需要关注的两类。其中，在各种精神疾病中，抑郁症患者的自杀危险度最高，自杀人数占了精神病人全部自杀人数的1/4。

许燕告诉记者，一些重度抑郁患者的后代，大脑会发生结构的变化。这一发现来自美国精神病学家的一项研究。科学家们通过磁共振扫描技术发现，有重度抑郁家族史的人，大脑右半球的皮层变薄了，从而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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